地位。泉州海商被迫转移到安海、月港等远离官府控制的海港，冒着内外交困的巨大风险，继续他们的航行。面对海洋争霸时代带来的大变局，大明王朝温文尔雅地作茧自缚，西方海上列强咄咄逼人地张网以待。在接下来的海上角逐中，命运的天平已经悄然倾斜，谁能力挽狂澜？
从海洋文化个性来看，泉州与漳州并无本质的区别，月港商人和安平商人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各领风骚而已。只是，由于承载10-14世纪刺桐港的荣耀和积淀，安平商人的海洋文化特性显得更加突出，历史影响力更加深远。
明代泉州海商耕海犁浪、开拓进取、乐善好施的精神，塑造成泉州海洋文明的集体记忆。万历版《泉州府志》记载：“晋江人文甲于诸邑，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稍习机利，不能如山谷淳朴。然好礼相先，轻财能施，曷可少也。”，蓝蓝泉州湾上升腾起的蔚蓝梦想，始终激励泉州海商勇敢地走向深蓝。“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牟息，转贸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这就是泉州海商百折不挠的海洋文化基因，也是泉州海洋文明的历史荣光。
优越的海港地理环境，残酷的现实生活压力，迫使泉州海商前仆后继地冲破海禁的桎梏。只是，由于缺少海上力量的庇护，注定他们的航行变得异常的艰难和充满未知的风险。朱元璋禁海的祖训，成为大明王朝解不开的魔咒。比“祖训”更可怕的是，当这种不合时宜的闭关锁国政策遭遇危机的时候，统治者不是反省“祖训”的危害，用积极面对的态度去思考摆脱危机的办法。反而，认为这是没有严格遵守“祖训”的后果。于是，理直气壮地采取更加严苛的手段，限制海外贸易与对外交流。尤其是在政治精英的思维中，竟然存在“中国四民，商贾最贱”的谬论，将海商视为舍本逐末的势利之徒。那些“弃家游海”的华侨也被说成是“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的弃民。偏见比无知更可怕，政治精英甚至将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看做是引起祸乱的隐忧。1612年，黄凤翔担任《泉州府志》总纂，轻描淡写地记载西班牙殖民者屠杀马尼拉华侨的事件，却发出“近日之趋利者，航海不休，将来隐忧非小”的论调。由于“国朝禁海，不许通番，其诸蕃入贡者至泉州惟大琉球。所贡番物，则市舶司掌之。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所以，黄凤翔的做法更干脆，那就是“旧志所纪互市诸夷及诸货物，今不具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欧洲海图制作师千方百计地搜集“刺桐”的地理信息，西方访客绘声绘色地向外界传递“泉州”的各种见闻。可是，承载泉州海洋文化记忆的《泉州府志》却轻轻地抹去了刺桐梦华录的辉煌，丧失了泉州海洋文明的文化自信。
海上力量的主动退却，市舶司贸易管理体制的逆转，以及将海商视为弃民的无情冷漠的思维定式，注定安平商人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
1554年，葡萄牙克鲁斯神父曾在马六甲见过这些“冒险犯禁”的中国海商：“南方各地（远东地区）散居着这类未经许可而出来的人。所以，这些已在中国境外居住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又在葡人的荫庇下乘自己的船只航返中国。临到要付船只税时，他们就找一位葡人朋友，给他一点好处，让他代缴税款。有些中国人为了保存生命，躲在这些船里。”茫茫海域，何处寻觅中国海军舰队的船影？海禁的绳索，如影随形地套在泉州海商的身上。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自己的竞争对手支付高额的保护费，忍受欧洲中介商的剥削。可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付出最多的中国海商却往往成为牺牲最大的受害者。
放眼16-17世纪的亚洲国际海域，欧洲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原先相对和平的贸易环境，他们用坚船利炮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和马六甲，控制西出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中国海商将海中的龟龙、山中的黑虎和港口的葡萄牙人并称为“马六甲三害”，令人闻风色变。荷兰人经营巴达维亚，垄断中国海商运来的货物，限制中国商人前往亚齐和万丹贸易。窃据台湾大员港的荷兰人采用海盗手段，劫掠中国开往马尼拉和长崎的商船。西班牙人盘踞鸡笼港与荷兰人展开贸易竞争，同时，严酷盘剥和血腥屠杀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中国海商赖以生存的东西洋航线贸易据点和制海权，渐渐地落入欧洲殖民者的手中。
欧洲人总是以发现者的心态看待亚洲的历史，似乎在他们到来之前，亚洲海域的商业传统和贸易网络是无关紧要的。其实，正是亚洲富庶的资源和丰盛的商品，才让欧洲人蠢蠢欲动，带着征服者的气势汹汹而来。亚洲海域的国家在忽视制海权的集体迷失中，以宽容的态度，夹杂着疑惑不安的心情，面对远道而来的入侵者。沃尔夫指出：“当16世纪欧洲的海上商人开始在亚洲扩张贸易的时候，亚洲大陆还掌握在几个庞大而富强的贡赋国家之手。它们的幅员比欧洲国家大，人口也更稠密，生产力往往也更高。然而，亚洲周边的海道却为入侵者敞开。只要入侵者有足够的军事和组织力量，挡开土耳其的海上舰队并深入印度洋的水域，便可扬帆亚洲诸海。”可以说，欧洲人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和商业组织，通过攫取海上通道的据点，采用暴力手段主宰海洋上的交通与贸易。当欧洲人重新为亚洲海域划定规则的时候，中国海商却失去话语权，变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茫然无助。
正是这个被贴上“海盗”标签的郑芝龙，大声喊出“无海则无家”的响亮口号，建立以安海港为基地的“海上商业王国”。展示“依水作营，鼓声偕潮声而夜发”的实力，实现“临渊布阵，旌影合帆影以星驰”的愿景。郑芝龙坐庄的时候到了，插上郑芝龙旗号的中国海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
富可敌国的郑芝龙用超强的实力打造一支闽南版的“无敌舰队”，兵锋所指，李魁奇、钟斌、褚彩老、刘香等海上枭雄逐一被灭。金门料罗湾海战，郑芝龙率领的福建水师击溃荷兰联合舰队，掌控台湾海峡制海权。余应虬将郑芝龙誉为“海寓长城”，称赞郑芝龙“自督师廿余载，闻风胆丧，无坚不破，华夏攸赖，蛮夷帖服。”
为此，东印度公司总督曾给台湾荷兰商馆下达训令，为了维持郑芝龙与台湾的贸易关系，禁止荷兰舰队袭击中国商船，以避免触怒郑芝龙。当然，劫掠商船的事件是不可能杜绝的。只是，中国海商不再是沉默的羔羊。郑芝龙的安平代理商Bindiock名下的一艘商船在占碑被荷兰人劫持，船主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荷兰商馆按700担胡椒的价格作出赔偿。作为报复手段，1637年，郑芝龙派遣一支600人的船队在澎湖海域巡哨，伺机袭击一艘荷兰商船，将价值54万荷盾的货物及1000两白银收入囊中。
郑芝龙垄断外贸的做法得到官方的默认，想要打通中国贸易市场的外来者，必须选择与郑芝龙合作，并且接受郑芝龙的规矩。郑芝龙威名远扬，以至于欧洲的入侵者在无可奈何之际，用恶毒的语言来诅咒他。1645年12月，台湾荷兰商馆抱怨：“因为他一手控制和禁止大员贸易，并抢劫所有的货船以运到日本，利用这种方法排挤我们在那里的贸易，这种情形令我们痛心，使我们感到无法忍受，特别是现在我们的现金储量充足。上帝保佑，事情在短时间内会有所好转，并结束作恶的一官的命运。”
但是，鲁日满神父却绘声绘色地描述郑芝龙称霸海上的情景：“拥有强大武装和积累财富时，他向海盗装载有贵重货物的大船进行攻击，用武力将它们制服，取得胜利。他不仅是海商，而且是海上的霸主，用大量资本同时在日本、马尼拉、暹罗、印度做生意，甚至跟他的旧主子葡萄牙人交易，他的船只满载中国货物，几乎到达所有东方的港口。通过贸易，他每年增加的金银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可见，郑芝龙的崛起，改变中国海商任人压榨的不利局面。尤其是，郑芝龙主动寻求与朝廷的合作，使得闽台海上民间武装力量获得合法的身份，增强福建水师的战斗力，对西方殖民者保持着相当的震慑力。郑芝龙缔造的“海上商业帝国”既是一道防火墙，保护着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疆安全；它也是一个枢纽站，引领中国进入17世纪全球化贸易体系。
尽管姗姗来迟，郑芝龙终究站在风口浪尖，捍卫泉州海商久违的尊严。1628年，在泉州士绅的斡旋下，郑芝龙接受招安，进驻厦门。被荷兰人称为“中国海霸主”的郑芝龙戴上官帽，实现了从“私商”向“官商”的华丽转身，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郑芝龙在拥有足够战力的前提下，以主动接受招抚的方式，获取政治地位，使得自己在大陆沿海拥有安全的商业据点，并且垄断了外贸代理权。闯荡江湖多年的郑芝龙，率领一支船坚炮利的舰队，衣锦还乡，踌躇满志。他不仅取得厦门港的控制权，也着手以安海港为基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基业。西班牙神父帕莱福发现郑芝龙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前出海和现在出海，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他是打着皇家舰队旗帜劫掠，以他的威权作掩护······他命令满载中国商货赴邻国的船只向他交纳所有的赋税，甚至增加税额。一官好似皇上，商人都向他取得通行证，对此之珍视胜过皇帝发放的证书。因此中国的外贸依靠这位官员，而不是依靠皇帝。此外，他把抢劫和收买来的中国华贵商品，用几艘船运到日本和菲律宾售卖。这桩生意使他年进百万两银子。”
《雷希特伦航海日记》（1628-1633年）收录一幅荷兰人绘制的厦门湾海图。“安海大城”的图标特别引人注目，海图上还准确地绘制出安海港的标志性建筑安平桥。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也证实郑芝龙在安海港修筑城堡：“为了安全和秘密装卸、运载珍奇和贵重商品的船只，他下令修造欧洲样式的高大建筑物，不妨称之为堡垒，一半筑在沙滩上，一半在海里，其大门内停靠华丽的船，好像一个神秘的港口。”安海港成为郑芝龙海上商业王国的中心。在此，似乎看到10-14世纪刺桐港繁华的缩影。
在与郑芝龙的接触中，荷兰人发现郑芝龙依靠“安海”这个关键的贸易基地，垄断着福建与台湾的贸易网络。以至于“所有的货物均需一官或他的下属购入，或是他的母亲（黄太夫人）和两三位兄弟（郑鸿逵、郑芝豹），或他的商人Gamphea和Bindick.欲获得往大员的自由贸易运输，则需精心设计。”于是，“安海”引起荷兰人的格外关注，荷兰人也开始满怀期望地与安平商人打交道。就连荷兰商馆长官普特曼斯、商务员包瓦士、宫波士德、特劳牛斯和海军上尉李文松都曾是安海城的常客。郑芝龙率军追剿海盗褚彩老之时，特劳牛斯带着一大笔钱来到安海。接待他的就是郑芝龙的继母黄太夫人，她熟练地与荷兰人交易，让客人顺利地买到黄金、糖、生丝和布料。
1630年7月22日，一艘从马尼拉返航的泉州商船在围头湾被海盗褚彩老截获，船上携带的2. 5万里耳现款，尽数落入海盗之手。当年郑芝龙离开澳门后，曾到过马尼拉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所以，郑芝龙致力于拓展安海港与马尼拉的贸易关系。早就活跃于马尼拉贸易网络中安平商人，获取难得的发展机遇。鉴于荷兰与西班牙存在纠缠不清的矛盾，郑芝龙巧妙地游走于两者之间，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1630年，一艘西班牙快速帆船在泉州湾搁浅，郑芝龙及时给予救护，并给脱险的船员颁发通行证，让他们返回鸡笼或澳门。
1632年，荷兰人发现17条中国帆船从马尼拉返回漳州和安海。此前，中国至马尼拉的贸易航线一直由月港商人掌控，这是荷兰档案中关于“安海”介入马尼拉生丝贸易的重要信息。可视为安平商人在郑芝龙的保护下，迅速崛起的一个明显信号。
荷兰人与郑芝龙确立的贸易关系，在利益面前，有时也显得那么的敏感与复杂。穿梭其中的安平商人，更需要以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各种风险。当然，主动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料罗湾海战结束后，作为获胜方的郑芝龙并没有沾沾自喜。1634年2月，郑芝龙派遣2艘商船前往巴达维亚，随船带去给巴城总督及甲必丹苏鸣岗（祖籍泉州府同安县）的信函，表达和解意愿。同时，通过泉州代理商Hambguan与台湾荷兰商馆普特曼斯长官沟通。示意只要和平解决争端，郑芝龙即将派出停泊在厦门和安海的6-7艘商船，运载5万斤绢丝等急需的商品，前往台湾与荷兰人交易。
有足够的实力，才有决断力和话语权。来自安海港的商船在郑芝龙的庇护下，不需携带荷兰人的贸易许可证就可以自由地驶向台湾、马尼拉、巴达维亚、北大年、渤泥、占碑、旧港、万丹、亚帕拉等港口。为了打击郑芝龙在马尼拉贸易中的地位，荷兰人故伎重演，不断派出舰队，在台湾海峡、澳门乃至马尼拉湾，伺机袭击中国商船。1645年，2艘从安海开往马尼拉装载约28万荷盾货物的商船，被荷兰高级商务员斯德恩和船长科内勒森截获。郑芝龙立即提出抗议，并且威胁将处置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
郑芝龙垄断生丝、丝绸、棉布、瓷器、药材等紧俏商品的采购渠道和供货周期，导致1640年台湾荷兰商馆出现30万荷盾的采购缺额。在向日本出售商品的竞争中，郑芝龙逐渐占据主导权。1641年，应日本官方的要求，荷兰商馆被迫从平户迁至出岛。满怀沮丧的荷兰人却发现，郑芝龙名下的一艘商船驶入长崎港，“随后的几个礼拜，超过5艘大船全部载着数额巨大的丝织品，在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中介的情况下径直进入日本市场。”荷兰人质问郑芝龙为何违背协议，未经荷兰中介商就直接向日本供货？郑芝龙淡定地回应，那是由于大员的荷兰商馆缺乏足够的资金支付这些商船上的货物，所以商船只能直接驶向长崎港。当然，荷兰人不得不面对现实，认为“看起来却更像是郑芝龙瞄准了机会，绕过一个不必要的伙伴，抓住机会直接进入该地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亚当·克卢洛敏锐地意识到，1641年发生的这件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随着郑芝龙的船只抵达长崎并取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承担中介人的角色，荷兰人在日本贸易的黄金时代的全部期望破灭了。”1642年，郑芝龙又派出3艘商船，运载价值白银50万两的上等生丝和绸缎，驶入长崎。荷兰商馆在给巴达维亚的报告中，多次抱怨郑芝龙欲壑难填：“企图控制我们的贸易，他在日本享受巨额利润，不允许我们获得丝毫的好处。”
日本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利益最大化，在多方势力的纠缠中，尽量保持微妙的平衡。但是，当荷兰人叫嚣制裁郑芝龙，并且不断派出战船抢掠中国商船的时候，德川幕府的态度开始偏向郑芝龙。1635年和1637年，中国商人两次向长崎奉行提出控诉，声称遭遇荷兰人的洗劫，要求荷兰人赔偿中国商人的损失。荷兰商馆长官尼古拉斯·古肯贝克虽然极力否认，却也不得不出面应对长崎奉行的调查。1643年7月，荷兰商馆长官范厄尔塞拉克将巴达维亚总督的信函，送达长崎奉行山崎正信。荷兰人一再狡辩，由于中国商船前往日本贸易是非法的，荷兰人被授权在海上攻击这些商船。同时，强调郑芝龙本来答应向荷兰人供货或通过荷兰中介才能进入日本市场，事实上是郑芝龙违约在先。就在范厄尔塞拉克等待回音之时，9月28日，中国商人再次向长崎奉行递交诉状，请求保护中国商船的安全。9月29日，山崎正信签署文件，要求荷兰人：“在你得到皇帝（幕府将军）和日本当局的允许之前，不要攻击或伤害从中国到日本，或者从日本到中国航行的任何船只。如果你违背了这项承诺，将被处以死刑。”所以，亚当·克卢洛直言：“荷兰东印度公司未能发动一场针对中国通往日本航运的战争，这充分证明了德川政权在海上的持续影响力。尽管巴达维亚一贯坚持它有船只，也有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在面对日本的和申诉时，任何攻击性的尝试都止步不前。”
让荷兰人“止步不前”的因素，还有郑芝龙以牙还牙的实力和决心，以及在多边贸易中采取的灵活多变的策略。1643年，销往长崎市场的生丝和丝绸价值总额为450万荷盾，其中三分之二归属郑芝龙。出于维持与荷兰人脆弱互信的考虑，郑芝龙在这一年内，也派出4艘商船前往台湾，“运至72锭金、少量白色生丝、一批白绫和纺丝，均属上等质量。”郑芝龙又从安海港派出7艘“载货丰富”的商船，其中2艘从大员港转运出口，前往巴达维亚，共缴纳入关税18172里耳。但是，荷兰人还是不愿意看到郑芝龙独霸日本贸易市场份额的事实，一再声称：“导致我们在日本的贸易也不如从前繁盛，原因是一官插手此事，在日本捞取巨额利润。”
安海港在郑芝龙精心经营下，不仅是郑氏商业帝国的贸易中心，也是17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窗口。1641年，郑芝龙的母亲和妻子得重病，郑芝龙派船前往台湾，邀请荷兰外科医生海勒曼斯来安海诊治。海勒曼斯在安海住了三个月，k8凯发官网直到病人痊愈。回到台湾后，医生告诉荷兰长官，说他在安海参观了郑芝龙的教堂，这里经常举行弥撒及其他天主教仪礼。
说起安海的天主教堂，就不得不提及郑芝龙与澳门的关系。澳门是郑芝龙闯荡江湖的第一站，在这里，郑芝龙皈依天主教，并开始展现他超人一等的商业智慧。郑芝龙回到安海后，一直保持与澳门相对友好的关系。1632年8月，荷兰人在围头湾以北的永宁港（Engelingh)截击一艘葡萄牙商船。14~15名船员（其中有4~5名黑人）弃船逃亡永宁。“一官的弟弟郑鸿逵给他们发放许可证，施予一些盘缠，准其前往澳门”。这一年，荷兰快艇在安海与郑芝龙的代理商Gamphea和Bindiock交易，买入生丝、糖、糖姜、布匹和小麦。与此同时，精明的荷兰人发现，“大批黄金从安海、海澄、漳州和其他临近地区，拿去澳门的葡萄牙那里了，葡萄牙人在那里现在以10两重的黄金兑100两银的价格收购黄金。”可见，郑芝龙掌控下的安海港，拥有众多畅通而有效益的贸易线年，德川幕府禁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中断日本与澳门之间的贸易往来。混乱之际，郑芝龙在日本出生的女儿乌苏拉·德·巴尔卡斯，和葡萄牙商人以及其他基督教徒一起逃亡澳门。幸好，巴尔卡斯“被一个好心人接纳，此人照顾她的宗教信仰，让她作基督教的礼拜”。后来，巴尔卡斯嫁给澳门人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得知女儿的下落后，郑芝龙派人前往澳门，要求葡萄牙人送回他的女儿。葡萄牙人借口郑芝龙“虽曾受过洗，信仰过基督教，生活却像个异教徒”为由，拒绝郑芝龙接回女儿的请求。巴尔卡斯也希望郑芝龙在安海为他们一家人建造教堂，以满足其信仰需求。为此，心高气傲的郑芝龙扬言：“将率领500或1000艘船攻打澳门，用武力夺回女儿，杀死反对归还的人。而且马上开始阻止他们（葡萄牙人）获得中国的物资和商货，使他们沦于贫困。”
冷静之后的郑芝龙出于爱女心切，也考虑到商业上的长久利益，改变剑拔弩张的做法。先是，在安海修建一座基督教堂，并允许意大利耶稣会士聂伯多定期来安海传教。不久之后，刚好一艘葡萄牙商船遭遇海难，及时得到郑芝龙的救助。得到善待的葡萄牙人暂时留在安海，“看到一官有一个奇怪的小礼拜堂，其中他们发现有我们救世主和圣母玛利亚，以及其他几个圣徒的像。”好奇的葡萄牙人还察觉到：“该民族的人容易认同各种宗教，因为政府并没有规定只许信一个教，他们不加区别地接受许多伪神，也不限定神的数量，人人都随意礼拜众多的神。所以他们对宗教一视同仁，凡是他们认为好的神，他们就毫不忌惮地把神像放进他们的宝塔即寺庙中。对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诸圣徒的礼拜与他们自己偶像的礼拜，也没有区别，或者有所不同。”可以说，17世纪的安海港，依然闪现着10-14世纪刺桐港多元文化和谐共荣的思想光芒。
葡萄牙人本以为郑芝龙会将这批遇险的船员当成谈判的筹码，以换回自己的女儿。没想到郑芝龙却爽快地资助这些船员，让他们顺利返回澳门。由于，澳门与日本之间的正常贸易已经中断，葡萄牙人也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有条件地与郑芝龙合作，“与他按有利的条件缔结协定，信任他，乃至将他们（葡萄牙人）的货物交给他，用他的船输往日本。”②于是，双方之间紧张的气氛逐渐消散。1645年，郑芝龙的亲家曼努埃尔·贝洛、女婿罗德里格斯、女儿巴尔卡斯一家人，终于从澳门来到安海与郑芝龙团聚。1646年12月，郑芝龙决意降清，却被变相软禁于北京。曼努埃尔·贝洛曾经前往北京郑芝龙居所，陪伴他两年之久。在此期间，郑芝龙也与安文思、利类思两位神父有过交往。后来，曼努埃尔·贝洛返回安海，并于1649年11月30日辞世。
1649年7月，方济会传教士利安当、文度辣、何塞·卡萨诺瓦、迭戈·卡萨诺瓦和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弗朗西斯科·瓦洛、蒂莫特奥·伯蒂格力、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搭乘一艘郑芝豹从安海派来马尼拉贸易的商船，带上菲律宾行政副长官的信函，于8月2日抵达安海港。应正在福建福安县传教的施若翰神父的委托，罗文藻神父提前来到安海，等候利安当一行的到来。
当时的安海港由黄太夫人和郑芝豹镇守，黄太夫人被尊称为“郑妈”（Theyma),利安当说她是一位“勇敢的女人”。郑氏集团重视与马尼拉的贸易关系，乐意接待来自马尼拉的神父。利安当自称在航行途中以及在安海居住的时候，得到殷勤的照顾和礼遇。黄太夫人和郑芝豹也从利安当带来的信函中，得知马尼拉当局希望与郑氏家族保持贸易往来，并希望神父们能在当地开展传教活动。
机缘巧合的是，利安当于1640-1644年留居澳门，与郑芝龙的亲家曼努埃尔·贝洛一家交往甚密。此次，意外在安海重逢，让利安当颇感欣慰。于是，利安当等人住进贝洛的家中。据利安当介绍，“该住宅中有一间漂亮的祈祷室，其他基督徒也常到此聚会。每逢重大节日，他们便请方济会传教士一同做弥撒。贝洛的儿子还领着家中的佣人在竖琴和六弦琴的伴奏下高唱圣歌。”
更有意思的是，利安当和文度辣在安海遇见郑芝龙的“黑人卫队”，这些勇猛又忠诚的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等地招募来的。卫兵们编成一个连队，由路易斯·德·马托斯担任连长，这位连长是“非常聪明而理智的黑人”，他们都是“优秀的铳手（火枪兵）”，也是虔诚的基督徒。马托斯希望神父们留在安海，照顾这里的教友。金国平、吴志良认为，郑芝龙善于利用黑人铳手仿造西式火铳，是他“发迹的主要资本之一”。西式枪炮和黑人士兵，也是“郑氏王国屹立不倒几十年的两大支柱”。
属于方济会的利安当在安海的活动，引起耶稣会聂伯多神父的不满，后者声称他早就在安海传教，“没有他的允许，利安当及其伙伴不可以为教友举行施礼和结婚仪式”。而利安当也不甘于滞留安海，希望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辟新教区。于是，1650年7月，利安当离开安海，前往北京。在汤若望神父的引荐下，来到山东，在济南创建属于方济会的第一座教堂。利安当离开时，留下文度辣和毕兆贤两位神父负责安海的教务。在济南立足后，利安当派人来到安海，传召文度辣前往山东。1653年1月，文度辣从济南返回安海，打算取走先前寄存在安海的做弥撒用的圣器和祭物，并希望在此接收到从马尼拉教会送来的经费。文度辣在安海等到了从马尼拉前来的方济会信使圣迭戈，可是圣迭戈却没有带来利安当急需的经费。文度辣只能通过郑芝龙的女婿罗德里格斯帮忙，利用安海贸易商转送信件到马尼拉，自己来往于安海或厦门两地，轮流等候马尼拉的消息。在此期间，圣迭戈因病在厦门去世。毕兆贤也由于哮喘病日益严重，于1654年搭乘安海商船返回马尼拉。1655年1月，文度辣终于等来了马尼拉教会送来的救济金，遂带上圣器和祭物，回到济南。
1655年，由于和议延宕不决，郑成功获知清兵出现异常调动的情报。郑成功接受冯澄世的建议，抽调各地主力，固守厦门。于是，决定放弃安海城的防务，拆毁城墙，并提前让郑泰护送黄太夫人移居金门，留下亲随袁彩云等人守护安海郑氏府宅。郑芝龙的女婿、女儿一家则选择重回澳门居住。通过文度辣于1678年写给罗德里格斯的信件得知，回到澳门的罗德里格斯，重操旧业，经营航运，被文度辣称为“船长”。文度辣还希望罗德里格斯能够继续帮忙，传递从马尼拉教会送来的补给资金。
利安当被誉为“方济会中国教区开拓人”，文度辣则是“重建中国教区的柱石”。不应该忘记的是，安海曾经是这两位虔诚而执着的方济会传教士最初且最重要的立足点。17世纪安海港演绎的故事，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丰富更迷人。
彭慕兰和史蒂芬·托皮克认为，以福建移民为代表的华侨与海商曾经掌握东南亚贸易网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甚至有时连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为当时的中国官府不支持福建移民的冒险事业，即使是海外暴力排华活动频频发生的时候，官府不仅不愿意动用武力对侨民居住国施加压力，也不愿帮助华商。在充满竞争和机遇的大航海时代，中国人原本有机会制定游戏规则，却在关键时刻莫名其妙地远离赛场。由于郑芝龙的崛起，中国海上力量不断消退的颓势才得以扭转。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惊叹郑芝龙拥有庞大的贸易圈：“他掌握与印度的贸易，用各种贵重的商品与澳门的葡萄牙人、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台湾岛及新荷兰的荷兰人、日本人，乃至东方的王侯做交易。除了他自己及手下的人，他不允许别人贩运中国货物。他把欧洲和印度的珍品、金银器皿运往中国。”零散的海商以及遍布亚洲各地的华商，通过向郑氏集团缴税的方式，获得贸易权和安全保证。海外华商的竞争力得到提高，贸易航线不断朝着陌生却充满诱惑的海域延伸。
郑芝龙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更不是首鼠两端的投机者。面对17世纪亚洲海域复杂多变的局势和竞争对手的无情纠斗，郑芝龙采取灵活手段，运筹帷幄，化险为夷。始终依靠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维护贸易权利，成为稳定亚洲海上贸易秩序的关键因素。从最初的“报水”套路，到逐渐规范的“饷牌”制度，获得巨大利益的郑芝龙也敢于亮剑，保护中国商人的贸易权。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屠杀2. 2万名华人。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漠然视之，保持着一贯的令人费解的沉默。郑芝龙却扬言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消息甚至传到澳门，引起多方的恐惧。一位居住澳门的马尼拉方济会传教士，在传回菲律宾教会的报告中写道：“大家传言一位将官，名叫一官，打算前往马尼拉为他死去的同胞报仇。他是一位著名的海盗，现在据说和荷兰人成了朋友，即使以前和荷兰人交战，有时烧毁后者的船只。他身边有很多黑人，都是澳门的逃亡者，善于使用枪炮……而菲律宾呢，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却缺乏人员和船只。因此，大家会看到这块殖民地受到周围各处不断的威胁，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这种恐惧的背后，就是郑芝龙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海上力量远程投送能力，尤其是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挑衅，敢于以血还血的亮剑精神。
郑芝龙是带着蔚蓝梦想眺望亚洲国际海域的弄潮儿，也是17世纪中国海权战略的实践者。郑芝龙的海权思想被郑成功承袭并加以创新。1646年，郑成功向隆武皇帝提出条陈建议：“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郑成功的“16字海权论”将中国海权战略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堪称闽南版的“马汉海权论”。当郑成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面临更加波诡云谲的变局。安海港将扮演何种角色？安平商人在海权的庇护下，又是如何活跃于亚洲海上贸易网络呢？
其实，郑芝龙深谙狡兔三窟的道理，在他决定降清之时，也对安海港的防务和贸易事务做了必要的安排。只是郑芝龙的计划，赶不上后来局势的变化，让他只能自作自受。利安当神父在一份信件中提到郑芝龙的布局：“安海这座城市，其港口及边界（防御工事）的王子和领主，是一个人称一官的中国官员，因为他拥有海权的关系，自始便受人畏惧。因为这样的畏惧，鞑靼王便强召他去北京宫廷，将他扣留起来······同一时期，这座城市则由他留下来替代他位置的那些人统治。他的继母（黄太夫人）是个勇敢的女人，住在安海；他的一个兄弟（郑芝豹）在其中一个港口；他的儿子（郑成功）则在另一座港口厦门，也是在他的土地上。目前他这个儿子正带着10万人马在海上，若是鞑靼人不释放他的父亲，让他回到他们的土地，就要对他们发动战争。”因此，即使是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安平商人在黄太夫人和郑芝豹的组织下，依然冒险出海贸易。1647年，从安海输入台湾的货物有生丝和黄金，运回安海的商品有胡椒、丁香、没药、木香等香料。1648年，荷兰人发现安平商人携带大量黄金来台湾采购货物，那是“因为从北方通往自古以来与大员贸易的沿海港口安海、漳州、厦门和金门的道路已经安全畅通。因而黄金可运下来，货物可运上去，而且多数可在那里销售，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在荷兰人罗列的沿海贸易港口清单上，安海港依然排在首位。1649年，共有8艘商船从安海港和大员港转运货物，抵达巴达维亚，缴纳关税5927里耳。1650年1-3月，共有6艘商船“自中国的厦门和安海泊至（巴达维亚），装货包括少量生丝、细瓷以及其他各种中国杂货，但仍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少生机。”可见，安平商人拥有长期积蓄的贸易能量，依靠隐蔽而多元的贸易网络，在晦暗不明的局势下，艰难地维系着海上贸易线路的畅通。
1651年，郑成功完成了郑氏家族各派势力的重组，“国姓爷”发号施令的时代到来了。郑成功派洪旭守厦门、郑泰守金门、郑芝豹与施天福守安海、张进守铜山、陈霸守南澳。腾出手来的郑成功开始整合海上贸易网络，以见招拆招的灵活手段，应对贸易竞争对手的挑战，逐渐实现其海权战略设想。
郑成功格外在意维护安海港通往长崎港海上商路的通畅，藉此控制日本生丝贸易的市场份额。1651年，有54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其中13艘来自安海港。1654年，郑成功派出4艘商船前往越南，采购货物后，转向长崎销售。同年，郑成功名下的28艘商船在前往长崎的航程中遭遇风暴，荷兰人幸灾乐祸地说道：“由国姓爷及其同伙派往日本的28艘大帆船，遇到风暴，损失惨重，因不能成行而不得不装运许多本来贵重，现已腐烂变质的货物返回中国，商人们叫苦连天。不难想象，这种不幸总是要带来巨大的损失，若上述帆船没有这一不幸的经历，那么日本的丝绸市场就会被他们垄断。”1655年11月至1656年3月间，有57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其中41艘来自安海港。荷兰人发现中国商船“运至（长崎）1401担白色生丝及大量织物和其他货物，国姓爷似乎试图继续扩大其贸易，运输大量货物以更有效地维持他对鞑靼人的战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贸易受阻并非完全由鞑靼人的战争所致，而国姓爷将公司排挤出去，一人独揽日本贸易，也是其中原因之一。”1657年，有47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其中28艘来自安海港，共运载1120担生丝、63. 6万斤白糖和黑糖，以及各种丝织物、皮制品、药品和杂货。
如果说生丝是日本市场的抢手货，那么来自东南亚的香料便是大陆市场的热销货。从郑芝龙时代开始，荷兰人就费尽心机地阻扰安平商人自由地前往东南亚香料产地采购货物。对于前往北大年、渤泥、占碑、旧港、万丹、亚帕拉、交唐、比马等香料产地贸易的中国商船，荷兰人以这些商船没有获得贸易许可证为由，采用暴力手段进行阻止。只是，由于担心郑芝龙的武力报复，荷兰人也有所克制，以避免激怒郑芝龙。1654年，郑成功派出的一艘往越南贸易的商船遭到荷兰人的截止。郑成功立即致信台湾荷兰商馆长官，要求给予赔偿并善待商船上的人员。同年，郑成功派出8艘商船前往巴达维亚。巴城总督收到郑成功送来的信件，再次敦促荷兰人履行赔偿的责任。为此，巴城总督决定：“为避免任何不快，我们偿还他100担胡椒、2件毛织物和10件上等莫里斯。我们希望他能满足于此。此人（郑成功）现在也是海上一大权势，完全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虽然，荷兰人极不情愿地赔偿郑成功的损失，但是，为了控制香料的出口贸易权，荷兰人一直威胁利诱中国商船只能前往巴达维亚采购货物，最多只能到暹罗运货，不能直接到其他香料产地进行贸易。
对于荷兰人的霸凌行为，郑成功根本不屑一顾。1655年2月20日，从厦门抵达巴达维亚的商船，转交郑成功致巴城总督的信件。郑成功明确表示，“其帆船的航行无人有权阻止”。事实上，就在送出信件的时候，郑成功派出7艘商船自由地在暹罗、柔佛、三果拉、大泥进行交易。荷兰人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认为“有了以上地区，他（郑成功）则不再需要大员、巴达维亚、满刺加，而且不给我们留下任何贸易。”荷兰人只能变本加厉地拦截中国商船进入东南亚地区，不久之后，荷兰人在海南附近截获一艘刚从越南返航的中国商船，船上运载的胡椒、铅、沉香、明矾、硝等货物全部被非法没收。虽然，这是一艘属于“私商”的货船，但是，做贼心虚的荷兰人依然担心郑成功又将“就此事大做文章”。面对荷兰人的霸道行径，郑成功以实际行动加以回击。1655年9月30日，巴达维亚城的荷兰人获得消息，郑成功根本不在意荷兰人的感受，派出60艘商船，大多是从安海港出海的，运载大量的丝货、织物和11330担糖，前往越南、暹罗、柬埔寨进行贸易。无可奈何的荷兰人哀叹，郑成功依靠海上贸易，“不仅增加了他的威望，而且其权势与日俱增，将沿海地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则变本加厉垄断贸易，割据一方。为此，他派出大批帆船前往日本、东京（越南北圻）及其他有利可图的贸易地区。这一巨商将成为公司在北部地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而且现在我们已渐渐感觉到这种刺痛。”
为了争夺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权，荷郑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1655年，又有一艘郑成功的商船在巴邻旁被荷兰人截击，400担胡椒被抢夺。愤怒的郑成功于1655年9月21日致信台湾通事何斌以及华人代理商，转达郑成功对台湾荷兰商馆卡萨长官的抗议，并希望卡萨长官与巴城总督协商，取消毫无道理的限制性法令，否则郑成功将发布对大员的禁航令。可是，巴达维亚和大员的荷兰人低估了郑成功的实力，采取敷衍的手段回应郑成功的警告。结果，1656年6月27日，郑成功正式颁布对台湾的贸易禁令，造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在残酷的事实面前，荷兰人不得不于1657年3月派遣何斌作为谈判代表与郑成功会谈，并于同年7月达成和解协议。台湾荷兰商馆答应每年向郑成功缴纳饷银5000两、箭10万枝、硫磺1000担。同时接受郑成功提出的其他条件，即中国商人在台湾交易通商，涉及取货、交货、付款、返航等事务，荷兰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或拖延；荷兰东印度公司取消禁止中国商船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限制，不得干扰、阻碍中国商船的贸易权利。在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之后，郑成功承诺取消对荷兰人的贸易禁令。张程认为“贸易禁令的运用是郑成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海权意识的体现和对海权的掌握”。并且评价郑成功的贸易运营模式和维护贸易的方法，“是古老中国与整个世界形势接轨的一个契机，对贸易的追求和对海权的竞逐都闪烁着近代化之光。”
当然，荷郑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并不会因为一纸协议而烟消云散。果不其然，就在双方还在为协议的签订而讨价还价的时候，1657年6月30日至7月17日，荷兰商船布鲁克林号在海南袭击一艘中国商船，非法囚禁近50名中国船员，并将劫掠到的货物视为“战利品”在大员港公然出售。1659年郑成功北伐失利，遭受重大损失，厦门也随之受到清军猛烈的攻击，狡诈多变的荷兰人决定趁火打劫，强行查扣截击中国商船。郑成功决定先礼后兵，1658-1660年，郑成功和郑泰多次通过从安海和厦门出海的商人，致函巴城甲必丹苏鸣岗和华商领袖颜二官，让他们出面与巴城总督交涉，要求荷兰人赔偿中国商人的损失。郑成功甚至威胁，如果争端不能在巴达维亚得到合理解决，他将利用影响力在长崎港追究荷兰人的责任。
荷郑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是贸易权的纠纷，实质上是看谁最终把控制海权。在这个核心权利的争夺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轻言放弃，更不可能束手就擒。有实力，别人才会跟你讲道理。有实力，你讲的道理别人才听得懂。盘踞台湾岛的荷兰人，就像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已经到了非拨出来不可的时候了。1661年，郑成功以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和毅然决然的英勇气概，挥师东征，驱逐荷夷，光复台湾，彻底结束了荷兰人对台湾岛38年的殖民统治。汤锦台评价：“郑成功对荷兰人的胜利，使台湾顿时成为由汉人所代表的新的区域海上强权的中心·····郑成功的进退之间，不仅可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也影响到东亚历史的发展轨迹。”是郑成功人生的高光时刻，亚当·克卢洛认为：“郑成功建立起一个广阔的海上网络，从他在福建的基地延伸到整个亚洲海岸。在顶峰时刻，这一网络代表了中国商人在亚洲的最大组织。”可惜，历史没有留给郑成功更多的时间。当所有的感慨消散之后，继任者又将如何布局？在风云突变的时局中，安平商人又将何去何从？
1655-1661年，安海港接连遭受毁镇洗劫和迁界之祸，其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逐渐被厦门港超越。金提尼神父根据曾经在厦门传教的李科罗神父的记录，介绍了厦门港兴起的情况：“国姓爷是鞑靼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将总部设在厦门岛，并在此开府。许多英勇的爱国者齐聚于此，并且出现一个新奇的城市，叫作思明州，一个怀念旧主的城市，因为这个旧主是正统的君主。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城市共计有好几万的居民，并且成为贸易活动的中心和首都。”当然，厦门港取代安海港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安海港依然是郑经时代重要的货源补给基地，尤其是布匹和棉麻的主要供应地。即使是在迁界和海禁的特殊时期，安平商人仍然依靠或明或暗的形式，竭力维持着海上贸易网络的延展。如《台湾外记》记载：“虽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回避。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
郑经初掌政权，立足未稳，急需打开贸易局面以保证军需民用的巨额支出，菲律宾输出的白银和粮食成为一时难以替代的刚需品。同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正因为屠杀华人一事而惶恐不安，也清醒地意识到延续双边贸易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希望借此调和与郑氏集团多年来的恩怨。在现实和利益面前，双方都有商谈的需求。于是，李科罗神父再次担当“使者”的角色。1663年4月，李科罗奉命从台湾来到马尼拉，转达郑经欲与菲律宾当局修好的意愿。经过协商，西班牙人同意归还华人寄托马尼拉市民保管的，被当局冻结的财产；归还被伊洛戈省和卡加延省扣留的华商货物；马尼拉海关重新向中国商船开放并确保商人的贸易自由。当时，为了招揽中国商人的到来，菲律宾当局适时改变残暴的态度，对海关人员的贪腐行为给予必要的约束，并企图通过贸易往来的便利，达到对华人实行宗教同化的意图。如《印第安法典》规定：“这些人（中国商人）来此地（菲律宾）贸易，应善待他们，使他们对我们的臣民在贸易上的款待留下好印象，将这些好印象带回他们的土地，让其他人也想来此地做生意。藉由这般的沟通方式，让他们吸取基督教教义，进而信奉天主。这就是我们主要的希望和意图。”
1666年，菲律宾当局派遣代表回访台湾。郑经拒绝传教士在台湾设立天主教堂的要求，并正告菲律宾当局，“凡洋船到尔地交易，不许生端勒扰”。在此基础上，允许有条件地开放两地的贸易往来。于是，安海港的货物，尤其是安海布、安海麻作为仅次于生丝的大宗交易货品，通过安海港或厦门港装运台湾，再由大员港转口输入马尼拉。这一时期可供利用的贸易数据和资料，来源于马尼拉海关出入港记录。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方真真《明末清初台湾与马尼拉的帆船贸易（1664-1684)》以及方真真、方淑如译注《台湾西班牙贸易史料（1664-1684)》。早在1663年李科罗奉郑经之命出使马尼拉所乘坐的中国商船上，就装载着来自安海港的货物。包括5包价值250比索的安海麻（LienzoAnhay)、18小包价值630比索的安海麻、10包未加工的价值400比索的安海布（Mantas Anhay)和16小捆未加工的价值240比索的安海布。
可是，三藩之乱的爆发，打乱了中菲之间好不容易才重新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1678年，清政府再次颁布迁界令，“上至福州、福宁，下至诏安，沿海筑寨，置兵守之，仍筑界墙，以截内外。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1680年，郑经撤离厦门，“乃焚演武亭行宫，辎重、宝玩悉毁于火，踉跄回东宁。”郑经被母亲董太妃怒斥：“若辈不才，莫如勿往。今观此举，徒累桑梓，苦生灵，是何益哉！”的确，郑经卷入三藩之乱，在政治上失去正当性，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打击，在经济上又从此丧失安海、厦门等福建沿海商品供应基地，断送了三代人苦心经营遍布大陆内地的贸易经销网络。1678-1684年，驶入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再也见不到搭载安海货物的记录了。
弗朗索瓦·吉普鲁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欧洲人到达亚洲，是否如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欧洲人积极扩张的结果？或者说，是亚洲磁力吸引的结果？”或许，亚洲海域制海权的丧失，才是造成欧洲殖民者发现并掌控亚洲的根本性原因。因为，这样的后果“导致资本积累的张力从未在亚洲问世，更别提海军力量成为国家政治的一种工具。中国商人无法将资本投入到受到法律保护和国家鼓励的公共利益领域。”当统治者转过身去背对海洋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恰恰伴随着蓝色的浪潮，朝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汹涌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即使是亲手将安海港带入17世纪亚洲海洋贸易圈的郑芝龙，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从“海贼”到“海寓长城”再到“贰臣”的历史轮回中，最后以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应验他曾经说过的“无海则无家”的谶语。
“每岁造舟通异域”的海洋视野，“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开放盛景，造就了安平商人走向深蓝的文化自信。在强大海权的庇护下，安海港织就一张覆盖17世纪亚洲海域的贸易网络。事实证明，海洋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和冲突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却也是可以合理规避并有效管控的。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实力与坚强的意志，还有和平合作共享的海洋文明智慧。
郑芝龙获得西式枪炮，欣喜不已；荷兰人抢购中国丝绸，爱不释手。丝货和棉织品输入美洲，让14000多个墨西哥纺织工依靠织机得以谋生；中国海商从马尼拉带来番薯栽培技术，番薯成为福建乡村民众度荒时的口粮。从阿卡普尔科通往墨西哥城的崎岖小路，因常年转贩中国商品而被称为“中国大道”。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如果说，有竞争就难免有输赢得失。但是，竞争也不应该演变成零和博弈。
历史云烟散尽之时，郑芝龙海商集团与安海港的故事，依然令人神往。安平商人也始终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坚定的意志力和顽强的适应力，扬帆起航，走向深蓝。1926年，张星烺探访泉州时说过：“泉州遂日行凋零，无人知其曾为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也。试执泉州市人而问之，即彼亦不自知也。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洛阳之凄凉者，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正是凭借一代又一代泉州海商的勇毅前行和海外华侨的不懈努力，才能竭尽全力地挽住刺桐港徐徐滑落的风帆，并在艰难的环境中默默积攒重振雄风的资本。因此，在蔚蓝的历史舞台上，安平商人演绎的海洋传奇，无论悲喜，都是不可磨灭的海洋文明记忆。